凤凰琴(1/5)
阳历九月,太阳依然没有回忆起自己冬日的柔和美丽,从一出山起就露出一副让人急得浑身冒汗的红彤彤面孔,一直傲慢地悬在人的头顶上,终于等到它又落山了时,它仍要伸出半轮舌头将天边舔得一片猩红。这样,被烤蔫了的垸子才从迷糊中清醒过来,一只狗黑溜溜地从竹林里撵出一群鸡,一团团黄东西惊得满垸咯咯叫,暮归的老牛不满地哼了一声,各家各户的烟囱赶紧吐出一团黑烟。黑烟翻滚得很快,转眼就上了山腰,而这时的烟囱开始徐徐缓缓地飘洒出一带青云。
天黑下来时,张英才坐在垸边的大樟树下看完手里拿的那本小说上的最后一页。这本小说名叫《小城里的年轻人》,是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写的,他很喜欢它。七月初高中毕业回家时,他把它从学校图书室里偷来了。那次偷书是较大的行动,共有六个人参加,都是些高考预选时筛下来的,别人尽挑家电修理、机械修理、养殖种植等方面的书,他只挑了这一本,然后就到外面去望风放哨。张英才不记得自己已看过几遍,听说舅舅要来,他就捧着这书天天到垸边去等。一边等一边看,两三天就是一遍,越看越觉得死在城里也比活在农村好。近半个月,他至少两次看见一个很像舅舅的男人在远远地走着,每每到前面的岔路口便变了方向,走到邻垸去了。今天是第三次,太阳下山之前,他又见到那个像是舅舅的人在那岔路口上,和他的目光分手了。张英才闭上眼睛,往心里叹气。天一暗,野蚊子都出动起来,有几只很敏捷地扑到他的脸上,叮得他肉一跳,一巴掌扇去将自己打得生痛。他爬起来,拿上书往家里踱去。
进门时,母亲望着他说:“我正准备唤你挑水呢。”张英才将书一撂说:“早上挑的,就用完了?”母亲说:“还不是你讲究多,嫌塘里的水脏,不让去洗菜,要在家里用井水洗。”张英才无话了,只好去挑水,挑了两担水缸才装一小半,他就歇着和母亲说话,说:“我看到舅舅到隔壁垸里去了。”母亲一怔:“你莫瞎说。”张英才说:“以前我没作声。我看见他三次了。”母亲怔得更厉害了,说:“看见也当没看见,不要和别人说,也不要和你父说。”张英才说:“妈你慌什么,舅舅思想这样好,不会做坏事的。”母亲苦笑一声:“可惜你舅妈太不贤德。不然,我早就上他家去了,免得让你天天在那里苦盼死等。”张英才说:“她还不是仗着叔叔在外面当大官。”母亲说:“也怪你舅舅不坚决,他若是娶了隔壁垸的蓝二婶,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在女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人还是不高攀别人为好。”张英才很敏感:“你是叫我别走舅舅的后门?”母亲忙说:“你这伢儿怎么尽乱猜,猜到舅舅头上去了。”张英才咬咬牙说:“我可不怕攀高站不稳。我把丑话说在先,你不让舅舅帮我找个工作,我连根草也不帮家里动一动。”说着他操起扁担,挑着水桶出门去,在门口,脚下一绊险些摔倒,他骂了一声:“狗日的!”母亲生气了:“天上雷公,地下母舅,你敢骂谁?”张英才说:“谁我都敢骂,不信你等着听。”果然挑水回来时他又骂了一声。母亲上来轻轻打了他一耳光,自己却先哭了起来,嘴里声称:“等你父回来了,让他收拾你。”
张英才因此没吃晚饭,父亲回来时他已睡了。躺在床上听见父亲在问为什么,母亲说刚才他突然头疼起来了。父亲说:“屁,是读书读懒了身子。”说着气就来了,“十七八的男人,屁用也没有,去年预选差三分,复读一年反倒读蚀了本,今年倒差四分。”张英才蒙上被子不听,还用手指塞住耳朵。后来母亲进房来,放了一碗鸡蛋在他床前,小声说:“不管怎样饭还是要吃的,跟别人过不去还可以,跟自己过不去那就比苕还苕了。”又说:“你也真是的,读了一年也不见长进,哪怕是比去年少差一分,在你父面前也好交代些呀!”闷了一会儿,张英才就出了一身汗。他撩开被子见母亲走了,就下床,闩上门,趴到桌子上给一位女同学写信。他写道:我正在看一本《小城里的年轻人》,里面有篇叫《第九个售货亭》,写得棒极了!而你就像里面那个叫玉洁的姑娘,你和她的心灵一样美。写了一通后,他忽然觉得没话写了,想想后,又写道:我舅舅在乡文教站当站长,他帮我找了一份很适合我个性的工作,过两天就去报到上班,这个单位大学生很多。至于是什么单位,现在不告诉你,等上班后再写信给你,管保你见了信封上的地址一定会大吃一惊。写完后,他读了一遍,不觉一阵脸发烧,提笔准备将后面这段假话划掉,犹豫半天,还是留下了。回转身他去吃鸡蛋,一边吃一边对自己说:“天下女伢儿都爱听假话。”鸡蛋吃到一半,他忽然想起自己一分钱也没有,明天寄信买邮票这样的小事,还得伸手朝父母讨钱。他勉强再吃了两口,怎么也吃不下去了,推开碗,仰面倒在床上无声地哭起来。
张英才醒来时,才知道自己睡了一夜,连蚊帐也没放下,身上到处是红疱疱,痒死个人。他坐起来看到昨夜吃剩下的半碗鸡蛋,觉得肚子饿极了,他想起学校报栏上的卫生小知识说隔夜的鸡蛋不能吃,就将已挨着碗边的手缩回来。这时,母亲在推房门。他懒得去开门,他知道那门闩很松,推几次就能够推开。
推几下,门真的开了,母亲进来低声对他说:“你舅舅来了,你态度可要放好点,别像待我和你父一样。”母亲扫了几眼那半碗鸡蛋和张英才,叹口气,端起碗三两口就吃光了。张英才想提醒母亲,话到嘴边停住了。他穿好衣服走到堂屋,冲着父亲对面坐着的男人客客气气地叫了声舅舅。
舅舅说:“英才,我是专门为你的事来的。”父亲说:“蠢货!还不快谢谢。”张英才看了一眼舅舅的脚,从乡里到这儿有二十多里路,这大清早的露水重得很,舅舅的皮鞋上却是干干净净的,他觉得自己心中有数了,嘴上还是道了谢。舅舅说:“我给你弄了一个代课的名额。这学期全乡只有两个空额,想代课的却有几十个,所以拖到昨天才落实。你抓紧收拾一下,吃了早饭我送你到界岭小学去报到。”张英才听了耳朵一竖:“界岭小学?”母亲也不相信:“全乡那多学校,怎么偏把英才送到那个大山杪子上去?”舅舅说:“正因为大家都不愿去,所以才缺老师,才需要代课的。”父亲说:“不是还有一个名额么?”舅舅愣了愣才回答:“乡中心小学有个空缺,站里研究后,给了隔壁垸的蓝飞。”母亲见父亲脸上在变色,忙抢着说:“人家蓝二婶守寡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父亲掉过脸冲着母亲说:“那你就弄碗农药给我喝了算了,看谁来同情你。”舅舅不高兴了:“别有肉嫌肥,不干就说个话,我好请别人家的孩子,免得影响全乡的教育事业。”父亲一听软了:“当了宰相还想当皇帝呢,人哪不想好上加好呢,我们这是说说而已。”母亲抓住机会说:“英才,还不赶快收拾东西去!”一直没作声的张英才说:“收拾个屁!我不去代课。”
父亲当即去房里拎出一担粪桶,摆在堂屋里,要张英才随粪车一路到镇上去拉粪。张英才瞅着粪桶不作声。舅舅挪了挪椅子,让粪桶离自己远点,离张英才近点,边挪边说:“你没有城镇户口,刚一毕业就能到教育上来代课就算很不错咧,再说你不吃点苦,我怎么有理由在上面帮忙说话呢?”父亲在一边催促:“不愿教书算了,免得老子在家没个帮手。”张英才抬起头来说:“父,你放文明点好吗?舅舅是客人又是领导干部,你敢不敢将粪桶放在村长的座位前面?”父亲愣愣后将粪桶拎了回去。
母亲早就进房帮张英才收拾行李去了。堂屋只剩下舅甥二人。张英才也挪了一下椅子,和舅舅离得更近些,贴着耳朵说:“我知道,你是昨天来的,先去了隔壁垸里。”停一停,他接着说:“假如我去了那上不巴天、下不接地的地方,你被人撤了职那我怎么办?”舅舅回过神来:“你这伢儿,尽瞎猜,我都快五十的人了,还不知道卒子该怎么拱?先去了再说。我在那儿待了整十年才解决户口和转正。那地方是个培养人才的好去处,我一转正就当上了文教站长。”
舅舅从怀里掏出一副近视眼镜,要张英才戴上。张英才很奇怪,自己又不是近视眼,戴副眼镜不是自找麻烦么。舅舅解释半天,他才明白,舅舅是拿他的所谓高度近视当理由,站里其他人才同意让他出来代课的。舅舅说:“什么事想办成都得有个理由,没有理由的事,再狠的关系也难办,理由小不怕,只要能成立就行。”张英才戴上眼镜后什么也看不清,而且头昏得很,他要取下,舅舅不让,说本来准备早几天送来让他戴上适应适应,却耽搁了,所以现在得分秒必争。还说,界岭小学没人戴眼镜,他戴了眼镜去,他们会看重他一些,另外,他戴上眼镜显得老成多了。
张英才站起来走了几步,连叫:“不行!不行!”父母亲不知道情由,从房里钻出来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叫不行!”父亲还骂:“你是骆驼托生的,生就个受罪的八字。”张英才用手摸摸眼镜说:“你除了八字以外什么也不懂。”说完便进房里去,片刻夹着那本小说出来说:“舅舅,我们走吧!”母亲说:“还没吃早饭呢!”张英才说:“我今天走上工作岗位,该舅舅请我的客。”舅舅很爽快地点点头,让张英才的父母很是吃惊,几乎同时说:“这不是屁股屙尿——反了么!”
张英才背着行李出门时,垸里的几个年轻人还来劝他别去,说我们这块地盘和界岭比,就像城里和我们这儿比一样。张英才不听,说人各有志,人各有命嘛。父亲听了这句话很高兴,认为儿子长进多了,这一年复读总算没白读。临和家里人分手时,母亲哭了,父亲不以为然,在一旁数落说:“又不是去当兵,哭个什么!”在路上,张英才一直想这个问题,怎么去当兵的就可以哭,大家不都是抢着去么?
舅舅是诚心请张英才的客,一路上逢卖吃食的地方就进去问,但大家卖的都是隔夜的油条。到上山前的最后一处店子仍是这样,舅舅只好买上十根油条塞进他提着的网兜里,却又将十只皮蛋塞进了张英才挎包里。
山路有二十多里远,陡得面前的路都快抵着鼻尖了。路不好走。又戴着很别扭的眼镜,张英才很少顾得上和舅舅说话。歇脚时,他问学校的基本情况,舅舅要他别急,等会儿一看就清清楚楚。他又问当小学老师要注意些什么。舅舅说,看见别的老师打学生时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就行。张英才见舅舅对这类话不感兴趣,就不再问这些,回头问蓝飞的母亲年轻时长得漂不漂亮,等了半天不见动静,朦胧中他觉得有些异样,摘下眼镜一看舅舅正在揉眼窝。
之后没有再歇,一口气爬上界岭。一排旧房子前面一杆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叭叭响,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贴在墙上的两张红纸写着两条标语:欢迎上级领导来校指导工作!欢迎新老师!张英才摘下眼镜读了标语后,心里多少有点激动。这时,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中年男人,很响亮地叫:“万站长,怎么这早就来了,这可是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舅舅笑笑说:“还不是想来赶早饭!”说着就向张英才介绍,说这人就是校长,姓余。又将张英才向余校长作了介绍。
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屋弄早饭吃。余校长亲自动手炒了两碗油盐饭端上来,正吃着又进来了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经介绍,知道一个是副校长,叫邓育梅。另一个是教导主任,叫孙四海。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看了半天,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舅舅这时吃完了,抹抹嘴说:“也好,全校的教职工都到齐了,我就先说几句!”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舅舅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新突破之类的套话,说得很起劲,一本正经的,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装作出去小便,走到外面遛了一圈,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他猜不出哪是几年级,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呢?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他回去时舅舅终于讲完了,接下来是余校长讲。余校长讲了几句嗓子就沙哑了。邓育梅见了毫不客气地说:“你嗓子痛就歇着,我来向站长汇报。”说着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一五一十地说起来,刚说了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舅舅就打断他的话,说这些报表上都有,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邓育梅眼睛一转,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邓育梅说了半天,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也不往本子上记,就知趣地打住了。接下来是孙四海说,孙四海低低地说了一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然后就没话。
舅舅也不追问,起身后要到教室去看看。到了第一间教室,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正想问,却听到舅舅说:“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余校长说:“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我让他们自己刻的。”张英才看见舅舅抓着余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是孙四海带的,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色新课本。一问,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再一问,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张英才见舅舅想追问,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无疑,这个班是邓育梅带的,所以,一进教室,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正说着,舅舅忽然打断他的话问:“今年招了多少新生?”邓育梅说:“四十二个。”舅舅说:“你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邓育梅说:“别人都请假了。”舅舅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余,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去哟!”邓育梅红着脸不说话,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回头整理余校长给他腾出的一间宿舍时,他瞅空问舅舅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舅舅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舅舅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才知道这是一只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1234567,底下是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嗓门。他问:“舅舅,这是什么琴?”舅舅看也不看,边挂蚊帐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是: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舅舅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么?”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这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太分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坳里跑,一些学生往山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育梅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蘑菇,扯野草。余校长叫他们去吃饭。正吃着,学生们都回来了,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张英才望着直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么?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舅舅开口叫:“老余,你等等。”说着转身叫张英才回屋去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让老余分给学生。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大口大口地吃着分到手的半片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舅舅问余校长,哪几个孩子是他自己的,余校长指了三下,张英才连续三次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舅舅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脸色阴冷地说:“老余,你老婆已拖垮了,再拖几年恐怕你全家都得垮。”余校长叹气说:“我不是党员,没有党性讲,可我讲个做人的良心,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村里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再享福吧!”
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夜晚也不能回家,全都宿在余校长家。家长隔三岔五来一趟,送些鲜菜咸菜来,也有种了油菜的,每年五六月份,用酒瓶装一瓶菜油送来。再就是米,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
吃罢饭,张英才的舅舅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老婆。余校长拦住坚决不让进门,口口声声称谁见她那模样,准保要恶心三天。拉扯一阵,动静大了,惊动了房里的人,那女人就在里面蔫妥妥地说:“领导的好意我领了,请领导别进来。”作罢后,余校长就劝张英才的舅舅下山,不然赶不上太阳,黑了就不好办。舅舅说:“是该走,你们都陪着我,都不去上课,学生们都放了鸭子。”停了停,又道:“我这外甥初出茅庐,就此托付三位了。”邓育梅抢在余校长前面说:“已研究过了,高低都不就,就中间,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然后接孙主任的班,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余校长腾出来抓全盘工作和全村的扫盲工作。”舅舅第一次笑了。邓育梅见缝插针,猛地问:“万站长,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张英才听了心里一愣,他见旁边的孙四海也竖起耳朵等回音,舅舅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大家听了很失望,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
看见舅舅走远了,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旁边的邓育梅忽然说:“快去,你舅舅在招呼你呢!”一看舅舅在招手,他连忙跑过去,到了近处,舅舅说:“忘了件事,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多度,你就说是四百度。”张英才说:“我还以为你跟我说什么秘密事呢。”舅舅没理,走了。
剩下他和他们三个时,他们果然问他的眼镜多少度,他不好意思说,但最终仍说是四百度。孙四海借去试了试,然后说:“不错,是四百度。”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不由得有些后怕,同时佩服舅舅想得真周到,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
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年级分三个班,这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跟上去趁机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齐叫起来,说这是余校长养的,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凉。
山上黑得早,看着似黄昏,实际才四点左右。学校放学了,没有走的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一个个头较高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坳走去。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拨弦,右手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知是笛子声,张英才趴到窗口一望,见孙四海和邓育梅一左一右背靠背地靠在外面的旗杆上,各人横握一根竹笛,正在使劲吹。
山下升起了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背阳的山坡铺着一块块阴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吹褪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绣球。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吹出的曲子觉得很耳熟,听下去才搞清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节奏却是慢了一半。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一个声音低,缓慢地吹出许多悲凉。张英才心里跟着哼一句试试,那节奏,半天才让他哼出“幸福的歌儿”几个字。他也走到旗杆下,道:“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他们没理他。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
忽然哨声响起,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跟着那十几个学生从山坳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余校长望望太阳,喊了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带头的那个学生身上的破褂子用手理理。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张英才站在这个队伍的后面,他看到一溜瘦干干的小腿都没有穿鞋。这边余校长见还有好多破褂子在等着他,就作罢了。这时,太阳已挨着山了。余校长猛地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降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邓育梅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张英才答:“我在余校长家搭伙。”邓育梅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么?走,上我家去吃一餐,习惯得了,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张英才推了几把,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只是要翻两个山包。邓育梅的老婆长得很敦实,左边生了个疤瘌眼。见张英才老看她,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在学校开会没回,她夜里来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就落下个残疾。”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么?”邓育梅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待了十年,他还不知道这儿的底细么?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会计嫌。”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邓育梅说:“你锻炼一阵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说着忽然一转话题:“万站长一定和你交了底,什么时候有转正的指标下来?”张英才说:“他的确什么也没说,他是个老左,正派得很。”邓育梅的老婆插嘴说:“疼外甥,疼脚跟,舅甥伙的中间总隔着一层东西。”邓育梅瞪了一眼:“你懂个屁,快把饭菜做好端上来。”复又说:“我打听过,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都符合转正要求,现在一切都等你舅舅开恩了。”
香喷喷的一碗腊肉挂面端到张英才面前。邓育梅说:“不是让你搞酒么?”老婆说:“太晚了,来不及,反正又不是来了就走,长着呢,只要张老师不嫌,改日我再弄一桌酒。”邓育梅说:“也罢,看在小张的面上,不整你了。”张英才听出这是一台戏,在家时,来了客,父亲和母亲也常这样演出。一般人做客这碗里的肉只能吃一小半留一多半,张英才饿极了,又知道邓育梅有求于他,就将碗里全吃光了。直吃得满头大汗,才记起这是夏天。山上凉得很,刚出来的汗不用擦马上就干了。张英才打了个喷嚏,他怕得感冒,就起身告辞。邓育梅拿上手电筒送他。
路上,他忽然介绍起孙四海的情况,他说孙四海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让学生每天上学放学在路边采些草药,譬如金银花什么的,交到一个叫王小兰的女人家里,积成堆后再拿去卖。孙四海不结婚就是因为从十七八岁起,就和王小兰搞上了皮绊。王小兰的丈夫得了黄瓜肿的病,就是慢性黄疸肝炎,什么事也做不了,一切全靠孙四海。邓育梅最后说要是哪天半夜听到笛子响了起来,那准是王小兰在他那里睡过觉,刚走。
要是没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一定会讨厌孙四海这个人。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觉得孙四海活像他那本小说里那小城中的年轻人,浪漫得像个诗人。有一句话,他掂量了一番后才说:“邓校长,我舅舅他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打小报告,他说这是降低了他的人格。”邓育梅听了他编造的这句话,就不再说孙四海了,回头说自己有哪些缺点。这时他们爬上了学校前面的那个山包,张英才就叫邓育梅回去。
回到屋里点上灯,拿起小说看了几行,那些字都不往脑子里去。搁下书,他拿起琴,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弹了一遍,有几个音记不准,试了几次。到弹第五遍时,才弹出点味道。山空夜寂,仿佛世外,自己弹自己听,挺能抒情。
这时,门被敲响了。拉开后,门外站着余校长,欲言又止的样子。张英才问:“有事么?”余校长支吾着:“没有事。山上凉,多穿件衣服。”张英才想起一件事:“正想过去问你,这琴盒上写着的明爱芬同志是谁?”琴盒上写着:赠别明爱芬同志存念1981年8月。余校长等一会儿才回答:“就是我老婆。”张英才说:“用她的琴,她会生气么?”余校长冷冷地说:“你就用着吧,什么东西对她都是多余的。她若是能生气就好了。她不生气,她只想寻死,早死早托生。”张英才吓了一跳。
睡不着,他想不出再给女同学写信用怎样的地址。半夜里,低沉而悠长的笛子忽然吹响了。张英才从床上爬起来,站到门口。孙四海的窗户上没有亮,只有两颗黑闪闪的东西。他把这当成孙四海的眼睛。笛子吹的还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吹得如泣如诉,凄婉极了,很和谐地同拂过山坡的夜风一起,飘飘荡荡地走得很远。
夜里没有做梦,睡得正香时,又听到了笛声,吹的又是《国歌》。张英才睁开眼,见天色已亮,赶忙爬下床,披上衣服冲到门外。他看到余校长站在最前面,一把一把地扯着旗杆上的绳子,余校长身后是邓育梅和孙四海,再后面是昨天的那十几个小学生。九月的山里晨风大而凉,队伍最末的两个孩子只穿着背心裤头,四条黑瘦的腿在风里瑟瑟不止。张英才认出这是余校长的两个孩子。国旗和太阳一道,从余校长的手臂上冉冉升起来。
张英才说:“我迟到了。怎么昨天没人提醒我?”余校长说:“这事是大家自愿的。”张英才问:“这些孩子能理解么?”余校长说:“至少长大以后会理解。”说着余校长眼里忽然涌出泪花来:“又少了一个,昨天还在这儿,可夜里来人将他领走了,他父亲病死了,他得回去顶大梁过日子。他才十二岁。我真没料到他会对我说出那样的话。他说他家那儿可以望见这面红旗,望到红旗他就知道有祖国、有学校,他就什么也不怕。”余校长用大骨节的手揉着眼窝。孙四海在一旁说:“就是领头的那个大孩子,叫韩雨,是五六年级最聪明的一个。”张英才知道这是说给自己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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