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九章 秦王扫六合（3/4）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应老道还指着巨怪般的神像眼睛说道，“先秦相传河伯像狰狞，亦性情暴虐，谓羿曾以箭射其左目，其威不可测。而这尊冰夷像眇一目，正是明证。”

冰夷原名“冯夷”，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在葛洪《抱朴子·释鬼篇》里说他过河时淹死了，就被天帝任命为河伯，管理河川。《韩非子·内储说上》说齐国有个人想请齐王看河伯，就在水上筑坛作法，很快就有一条大鱼冒出水面，此即河伯。可见河伯之形是这样的人面鱼身，所以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就直接说河伯是人面鱼身，乘着两条龙出行。

可问题是在如此幽深艰涩的地下溶洞中，为何会有人费尽心思、遍夺机巧，雕刻出如此庞大的冰夷之像呢？

“江掌门，这件事颇有些曲折离奇，待我慢慢道来。你可知明人先贤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

应老道可能是看出了江闻的疑惑，缓缓开口解释到其中的缘由。

“书中记载了一件奇事，嘉靖戊午十一月，广州城隍庙后五丈，有大榕树，颓朽久矣。其根下壤又丈余，有穴，道士扣之，其声洞洞然，曰：中必有藏物。”

“发之，得桬木板数十片，皆两两相对立，多不可数，且近神像，乃封之。盖唐宋以来完缮橹板干也。”

应老道说的十分详细，几乎是将书上这段内容烂熟于心，随后才补充说道，“古籍首次记载的‘桬木板’两两相对排列，数目‘多不可数’，故而黄佐推断这是“橹板干”毫无差错，时人以为神异也就没有继续发掘，却偏偏在最重要的地方犯了错……”

应老道停顿片刻，终于说出了内心蕴藏已久的答案。

“此处并非唐宋之遗，自唐以来海砂堆积、沧海桑田，南海早已退到了扶胥古渡的位置，就是老朽隐居已久的章丘岗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会停设在这里，此处合应是秦汉之间的船台遗迹！”

应老道的话语传荡不绝，身处其中的武林中人也开始窃窃私语，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眼前所见竟然是千年以前的先秦古迹！

可这件事江闻当然知道，他还知道后世在广州都城隍庙底下，日后会挖掘出一座规模史无前例的秦代船台遗迹，最终被认为为一个规模巨大的船舶工场，已发掘的部分为东西长约30米、南北宽约11米的长方形，该区域中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甚至木料加工场地。

这件震惊全国的考古发现，所发掘的“船场遗址”位于地表以下5米处，船场上面覆盖的是西汉初年以来的堆积层，下面是灰黑色的沉积黏土。取样分析表明其中含有大量的海洋生物，初步推断属海相地层，表明这里曾是浅海，因此秦代在此建造船场时已成沉积的泥滩。

已发现的三个船台呈水平式平行排列，已在西部发现可能的斜坡式下水滑道。关于造船台的构筑方法，基于对先秦造船技术的不明确，发掘者推测船台是与滑道相结合的，形如现代的铁路轨道一样，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

知道的发掘工作中，由于船台遗迹中发现了秦至汉代的铜钱，年代最晚的是汉文帝四铢半两铜钱其结论是，故而认定这个船场最终废弃填覆于汉初文景年间，不能排除船场始建于汉代初年的可能。

但是江闻记得很清楚，关于造船工场的年代仍是一件模糊不明的事情，而试掘中未发现绝对纪年的资料，仅仅是依靠1号船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判断年代为公元前240±90年。

再者发掘者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及出土器物的年代特征，并结合有关文献史料，就船场的始建年代、废弃填覆年代以及船场的建造与当时广州地区发生的重大史事的关联，作了初步的推论。

可对于这个遗迹最大的疑议就出现在这里。

要知道如果假定船场是始建于汉初，这期间正是赵佗割据岭南的时候。但在赵佗统治时期，没有任何关于水上活动的记载。再从考古发现看，汉初也有人在船场的附近曾营造过大型宫室，而且规模大，建造相当讲究，船场场地亦因在建筑用地范围以内而被填平了。

因此这个船台的功效有些模凌两可，也可以认为已发掘的这一段走道是属于赵佗称帝之后所营建的大型宫室的一个附属部分。

换个角度来说，假设赵佗当时出于军事或水运交通贸易的需要而创建这样大规模的造船工场，到了文景之前就把它废弃填覆掉，是没有理由也不可能的。然而当时的南越国并未发生什么激烈残酷的水上战争，也不至于在宫室左近建立这样的“兵工厂”。

因此在这个角度判断，有人认为这处船台最初为到达番禺的秦军在此修建造船基地，主要为这场持续多年的统一战争，赶制运输急需的船只，这样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而，这个造船工场始建于秦代统一岭南时期；到了西汉初年的文景之际，即南越赵佗割据称帝之后不再需要，慢慢废弃填覆的。

但以上的关于遗迹始建于秦代的论断，大抵都是建立在推想的基础上的，并没有找到更加确切的线索，也证明不了一处可以营造宫室的土地上修建船台的必要性，这就为后来的思辨争论埋下伏笔。似乎在某一天，原先言之凿凿的发现者们不知为何，开始不遗余力地推翻先前的研究结论，并且越是资深、专业的考古专家，都会在深入研究后得出惊人统一的反驳观点！

根据后来的记述，1976年3月在发掘现场召开的遗址性质鉴定会上，曾经负责发掘的华南工学院的老教授就代表发言，极力言明这里是南越国的建筑遗址，应为南越王台或离宫，并提请地理学者确认此处是番禺山还是海滩，避免对于这处地下五米遗迹的深层次破坏，尽量保证古迹完整性。

舆论风向转变得很快，沸沸扬扬的船台考古逐渐变成了船台与宫室之争，考古工作也被迫停止了下来。

1980年，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的一位资深教授在一篇论述广州历史地理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他指出“造船工场”一带地势偏高，“其后又是怎样从‘造船场’变为‘越王宫殿’的一角，这个疑问，并未得到解答”。进而“怀疑不是造船工场遗址，而更有可能是与古番禺城或古广州城有关的建筑遗址”。

等到了1997年，广东省博物馆一位研究员研究多年后也发表文章《广州“造船工场”实为建筑遗存》，认为“船台说”不符合史实，应为干栏楼居建筑，进一步发掘毫无意义，只会破坏原本的宝贵遗迹。

但是船台的说法仍旧存在，挖掘申请也如雪花般飘到了文物部门手中。2000年4—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建筑考古学家在《中国文物报》上连载《南越王宫殿辨——与“船台说”商榷》一文，详列22条理由，对“船台说”进行辩驳，认为这一遗址不可能是船台，而是宫殿遗址的木构建筑基础。

针对反对者的驳议文章，杨教授于8月再发答复文章，认为南越王宫署遗址应定名为宫苑遗址，船台遗址实为一座观景兼具生活起居功能的大型殿堂遗存，所有提出反对意见意图破坏文物的，“都应当承担彻彻底底的一切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