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五十五（2/4）

为什么我明知道别人是对的，内心还会不由自主地抵触？说不清，人有时候可能就像只小动物，按照不能理解的情绪行事。以前的我见到了大人总想逃开，今天却莫名其妙乖乖留下了。可能是周老师有这种让我平和与安静下来的能力。我至今都没有参加过几次文学社的活动，但只要去了，就会感觉到中午的阳光穿过树叶，将阴影铺洒在窗台上的那种静谧。世界是平静的，也是流动的。

我真的把刚刚跟涛涛说过的事又说了一遍。当然，没说脏话，讲的时候也冷静了不少。我很惭愧，本不该用这些事打扰周老师的，可我脑子里一向没有多高明的见解。

“明白了，我们没赢下来，这个结果确实挺糟的，而且不那么公平。”她微微点头，“不过，也还有机会，不是吗？和第二名只差一分吧？”

“可是得看人家的脸色呀。命运不在我们手里了。”我叹了口气。被那个不存在的点球逼平以后，我们必须在下一场比赛中客场战胜外校，此外还得期望分校不输给结绮。外校在主场三年没输过球了，他们至今仍延续着这个傲人的纪录。而对结绮来说，他们只要在主场战胜小组垫底的分校便能确保出线，完全不用考虑另一场比赛的结果。还有一个很不利的因素，我们两回合对结绮只取得了一平一负，胜负关系不占优势，一旦两队积分相同，被淘汰的仍旧是我们。先前或多或少听说过，每到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几轮，中国球迷们个个都会做起数学题，计算分析统计中国队能够出线的概率和情况，然后盼望同组其他球队能仗义出手，“拉兄弟一把”，帮中国队战胜积分榜上的竞争对手。之前听到时感到十分有趣，现在自己也开始算起来了，多少有一种人在屋檐下的辛酸或挫败。跟涛涛打电话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想着要不要跟他说一句，帮帮我们吧，别输给结绮，看在我们以前还是队友的份上。

或许也该给阿华或者蒲云打个电话？对他们讲，我们再怎么也是小学同学呀。你们都出线了，而且锁定了小组第一，最后一场不用那么认真，上上替补就行了，随便踢踢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对你来说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可能是别人的救命稻草，君子成人之美呀。

有大人告诉过我，要搞好人际关系，不然走上社会一定吃亏。我和自己的朋友们处得还算不错，但我知道，这种关系不是他们所说的人际关系。那是另一套东西。我对人情世故不屑一顾，甚至有那么几次，我觉得弦弦和一些不那么熟悉的人处得太好了，有点讨好奉承的味道，还因此跟他吵过。我更不想把这种东西带到赛场上，明明爸爸之前好像讲过，校园体育是最纯粹的。假球也好，默契球也罢，本就应该是体育精神所不齿的，更不该出现在校园足球的比赛中。

可我自己为什么会“自动”想到这些东西呢？阿华是对的，大家都变了。以前的我绝对起不了这种念头，还认为有这种想法的人极为油腻恶心。也许灵魂深处，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没错，早不是了，没必要遮遮掩掩。如果——我是说如果，外校或分校有人对我说，只要你求我们，放弃尊严地求，让人把脚踩在你的头上，我们就能帮你实现愿望，我想……我起码会考虑，很认真地考虑。可能真的会答应吧。他们要是狠狠往我脑袋上踏几脚，我想我也能忍下来并感谢他们。前提是只需要我一个人这么做，他们不能侮辱其他人，有的伙伴头上还缝着针呢。

这些年，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力量是那么微不足道。我想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光明磊落地生活，但至少那天下午让我知道了现实不是如此。每个人的起点已是千差万别，而想要在竞争中追求一点公平也成了奢望。“社会是一个泥坑，我们得站在高地上。”“你越没心肝，越高升得快，你得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叫人家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做驿马，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社会不过是傻子跟骗子的集团。你别做傻子，也别做骗子。”小说里的只言片语无比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翻滚着，大概那个原先善良的拉斯蒂涅也是见到了社会的真相才决定去“拼一拼”的吧。我彻底体会到了米乐曾有过无奈与懊丧，那时的我真是涉世未深，根本不曾见过什么阴暗。而今天的裁判甚至不是社会的阴暗面，只是一种失职与傲慢，比黑暗还让人丧气，因为他可能连恶意都没有。既然执法者对他负责的一切都这么漠不关心，人为什么还要心甘情愿地忍受伤痛，抛洒汗水与热血？这牺牲是多么不值。[1]

不是输不起，几个月前被外校淘汰时我们都挺过来了。那时只是难过与懊悔，以及不知所措，现在只剩下委屈和窝囊，想哭都不能痛痛快快地哭。也许，起这种念头是我感受到命运没有那么庄严神圣。你的命运有时被一些人无聊地把持着，当作无关紧要的皮球踢来踢去。心情好就让你舒服点，心情不好就可以让你灰头土脸、狼狈不堪。除了乖乖接受，没有别的路子可选。世上没有永远的乖孩子，只有暂时的乖孩子和暂时被认为不乖要好好教育的孩子。身穿黑衣手拿哨子的大人在今天给我好好上了一课。大人的倨傲与不负责任比任何东西都能伤害孩子。既然大人们告诉我这个小孩世界是这样的，那我冒出那种念头恐怕也是在所难免。

“周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人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吗？”我抬头望向她。话说出口后不久，我便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脑子进水了，周老师并不只是我的老师。命运对她的残酷远比我今天接触到的沉重许多，而我只是因为心情压抑而问出了这个问题。卢卡有次跟我提起过一种窘境：他喜欢问长辈过去的事，但发现有些事虽然记得却已无法被提起。它们过于沉重，时过境迁仍重重压在人的胸口。每次想到都无异于揭开伤疤，将痛苦复制在眼前，于是人便会再一次受伤。我应该是最能理解他们的。可我在那个晚上却没有一点点顾及周老师的感受。我离真正的成熟何其遥远呢？

她没有说我，也没有任何不悦的神情。从容而自信地笑了笑，用认真与平和的话语回答了我。

大概是这样。人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但命运又时刻抓在自己手里。

我不明白。